七七事变的意义七七卢沟桥事变的历史价值-【xinwen】

1937年7月7日，日军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军事演习。演习中，一名日本士兵“失踪”，日军凭此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，遭拒。20分钟后，这个士兵已自行归队，但日军大队长仍下达命令，攻击宛平城。此时已是次日凌晨4时50分……

这是“卢沟桥事变”的开端，随后这一事件演化成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。

76年后，我们重新回看这段历史，价值何在?

在相当长的时间里，一般史论的重点，在于研究这一“偶发事件”为何演变成中日两国全面的长时间的战争状态。以“事件”之因，来探求战争之果，如此短促的逻辑结构——显微镜般的考察，事件“事实”越清晰，其在历史进程里的意义却可能越模糊。“卢沟桥事变”，何尝不是一系列前因之结果，作为一种转折性的因素，它又导致一系列的后果。如此，才是正当的历史观。因而，时至今日，当我们有条件以相对丰富的史实为基础，可以拉开足够长的时间与足够大的空间，在中国自身现代化过程与全球性格局的互动关系里，重新审视这一事件的价值，我们的结论，当然不同。

领导以北伐为标志的国民革命的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，需要解决两大结构性矛盾：对内求国家统一，对外求民族平等——这实为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所面临的国家性难题。北伐成功后，蒋介石的选择是：对内继续消灭反侧，对外暂时忍耐待时。亦即“先安内，后攘外”。这一道路，历史学家郭廷以先生的评论是：“在步骤上亦自言之成理，岂奈为势所不许可。”

所谓“势所不许可”，以中日两国关系观察，“九一八事变”后的不抵抗，失去东三省，按“后见之明”的研究者的历史复盘：日本执政当局亦有文官集团与军人集团之别，当时国民政府虽无能力全面对抗日本，但完全的不抵抗，反作用于日本当局，遂使军人集团气焰日彰。其结果，军人集团一路狂飙，演进至“卢沟桥事变”之时，完全控制日本政局。其扩张之心侵略之行，再无国内的制衡之力。内外之间，略有闪失，稍微失衡，后果便难以收拾。

“九一八事变”，以及东三省之失，再次昭示中国现代化转型之艰难。如果说晚清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，亦即传统中国如何走向现代国家，其特殊之处，按历史学家金冲及先生所论：近代中国一切社会矛盾中，最主要的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。

现代化转型之际，中国与现代化先发国家——“中国/列强(帝国主义)”的矛盾，才是我们理解晚清以及民国，甚至当代中国核心性与结构性矛盾之一。自鸦片战争开始，其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，以及甲午海战，无不是传统中国“忍无可忍”之下被动而仓促的应战。也差不多无有例外，每次对抗外侮，都伴随着国内政治格局的动荡。第二次鸦片战争，甚至内(对抗太平天国)外两场战争，由此导致的国内政治格局，至1894年的甲午海战，结果显现：“李合肥一人对一国。”(梁启超语)中国内部的糜烂，已无能力以一国之力应对外侮。这当然悲哀，却是事实，亦是传统中国结构性矛盾之必然。

对抗外侮，已无动员并组织一国之能力，清亡，没有意外。1911年，辛亥革命后，如何在列强压迫下，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国家，便是当政者历史性的挑战。

北伐的成功，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。十年民国，在上海、南京、北平等大城市，稍有现代化气象。这是最近被广泛注意的所谓“民国范”。但是，我们稍稍认真观察一下当时中国整体性格局，情绪将截然相反——1928年，甘肃回教的马家军，反抗冯玉祥，双方肆行屠杀，汉人、回民死伤20万人;1930年，冯玉祥反蒋失败，退出西北，甘肃、宁夏、青海成为回教军人的天下;1934年，拥兵3万、反复无常的孙殿英自察哈尔经绥远进攻宁夏，回军拒之于前……西北中国，并无宁日。而东南沿海，1932年，广东有陈济棠与粤海舰队之战，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与据有胶东的师长刘珍年之战。西南地区，军阀割据的四川，刘文辉、刘湘、邓锡侯与田颂尧，民国以来，大小战争多达480余次。

中国的统一，徒有其表。民国范儿，其实可怜。1931年，正忙于对江西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，并应对两广军事的蒋介石，遭遇了“九一八事变”。外患未因内乱而不至。“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，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”——历史学家徐中约论述，“日本人三次，1912、1916、1928年策划挑唆‘满蒙自治运动’归于失败之后，这种观念却越演越烈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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